王受之简介：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1946年出生于广州，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9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
王受之是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颇丰，其中包括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等，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等。
12月12日，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著名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王受之教授在“现代城市规划与居住文化论坛”上侃侃而谈，来自武汉市城市建设和房产开发相关部门的领导、知名开发企业代表、武汉建筑设计专家代表、高校师生等社会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甚至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演讲中，王教授不仅用图片让与会者一览国外城市不同的城市格局和风貌，并对国外建筑和规划发展的历史以及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讲解。王受之教授精彩独特的观点多次引发了在场人士的讨论和思考，一场精彩不断的讲演令人感觉不虚此行。
本次论坛由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武汉市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中心、武汉市城市规划协会规划管理专业委员会和武汉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协会联合主办，由湖北清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王教授以其几十年来在国内外的研究实践，结合“现代建筑与社会、文化、城市发展的和谐关系”和“现今国际大型社区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演讲主题，同与会者分享了他的思想成果。
会上，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王受之教授一句地道的武汉话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妙趣横生的话语、图文并茂的讲解、深入浅出的诠释……从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到国内建筑设计的认识误区，王教授信手拈来又入木三分，精辟的点评令会场笑声掌声不断，不少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观点引人深思。本刊特撷取王受之教授论坛精彩发言片段，以飨读者。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房地产业至少还有10年的发展期
中国城市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压力。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比较长，但严格来讲，真正城市化（又可以称之为都市化）的历史却只有100余年。到现在为止，中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还是少部分，城市化的比例仍然不会太高。全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达到了50％，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意味着中国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
这在客观上会刺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二，我国居民原来的居住条件比较差，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也将会持续旺盛。中国将面临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重任，中国房地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也是必然的。但伴随大量工程的开工，对资源的消耗也将是惊人的。如何节约利用现有资源，也成为了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宏观调控并非是控制、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是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淘汰掉一批不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对所建项目不负责任的开发商，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客观看待，武汉房地产的发展没有泡沫成分，而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也比较符合武汉市目前的发展水平。整体来看，中国大部分城市也都没有过多的泡沫成分，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将还有持续10年到20年的发展期，之后会慢慢地转向缓和。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使城市化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我们必须重视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和预先思考。
借鉴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建设文脉延续的和谐城市
一个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东西首先就是交通，如果没有交通的话城市就没有未来。武汉是全中国最难得的一个九省通衢的交通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没有任何理由不成为一个一流的大城市。此外，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以及良好的自然资源都让武汉具备了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潜质。这些优势和历史上的波士顿相比非常相似。但武汉的发展缺少的只是时间，要是有300年的时间来发展，武汉只会比波士顿好，不会比它差。
中国的大城市很多，但是中国城市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从哈尔滨到海南岛，没有指示牌就分不清身在何处。纽约应该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在现代化的众多高楼大厦中，纽约市还是很好的保存了码头、教堂等古建筑，并且在市中心保留了一个1811年规划建成、占地面积达到纽约市1/5大小的中央公园。这个公园历经了200余年的风雨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个城市如果能够维持它的基本的城市布局，只在外围发展、内部进行保留的话，这个城市的文脉就永恒的保存下来了。这对我们武汉市的城市建设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以前，中国每个城市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类似西方城市发展早期的向外膨胀的过程。但膨胀过程中由于缺乏了缜密的思考，“单一中心”的思想盛行一时，造成了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一环扣一环往外扩张的规划布局。这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如交通不便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很多城市的规划理念不能够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划思想、风格就缺乏长期的延续性。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变目前的规划体制，用立法的形式保证规划的持续统一。
一个城市赖以生存的除了商业、经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城市规划一定要保留城市的文化命脉，没有文化命脉的城市是没有生命的。然而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大规模没有保留性的拆迁，已经给城市发展造成了硬伤。新区老区分格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城市也不是一夜之间修建成的，它需要很多时间的积淀。因此我们不能过于急功近利，不一定要用做商品或者是房地产的方式来建造城市。我们要用包含人文精神的理念来规划和修建我们的城市，尊重城市的历史，保留城市的原有风貌。在中国城市发育过程中，我们除了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消化城市文化、历史的积累之外，我们还应该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探索出一些合适的方法以慎重的去建造我们的城市。
中国建筑师要有文化自信国际化要与民族性融合
现在中国的住宅变化得非常快，中国的很多的社区，吸取了国外的居住概念，但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设计出符合我们居住需要的具有活性空间的建筑产品。中国建筑的假欧陆风格已经泛滥成灾，真正的欧陆风格反而没有，况且就欧陆风格这个概念而言，欧陆风格是多姿多彩而不是单独唯一的。现在国际上并没有流行什么新的建筑风格，其实任何形式的建筑风格现在看起来都不是最主要，最主要还是建筑本身的功能，以及建立在这种功能上的延引。中国建筑、设计、规划未来发展趋势应该还是会回归到中国文化这个“结”方面来。只有把国外的先进理念跟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才是最科学、最有生命力、最能持续发展。
建筑不是架上艺术品，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外国顶级大师的建筑在中国一些很敏感、很特殊的地区出现时，那些割裂城市文脉、忽视民族性的花哨奇特的设计构思总是能很快赢得认可，这是一种盲目的对国外设计大师的推崇。实际上，一些观念性很强的设计师在学术界很有地位，比如库哈斯。不过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在理论上的声望远远高于他在实践方面的声望。我希望重大建设项目国内设计师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也希望看到本土设计能将民族性与国际化进行很好的融会，比如贝聿铭的作品。
中国从开放改革到现在不过20多年的时间，建筑设计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和国际接轨，肯定会产生一个断层，现在很多豪宅小区的设计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排挤出去了，这种社区是没有生命力的。目前中国很多建筑产品缺乏对空间的理解，现代建筑应该突出自由的使用空间，居住者开始希望自己的空间有很大的互动性，而不是只具有单一的功能，人们会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实现和邻里、家庭成员的互动。要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社区，规划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人群混居在一起的现实情况，因为最好的社区应该是一个混合型社区。虽然目前在中国这种建筑产品不多见，但这种观念肯定会随着人类发展，以及更多的国际化交流和学习而改变。
现场精彩问答
问：现在中国地产从欧陆风的盛行又转向了中式建筑的复兴，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王受之：中式建筑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到过，早1936年的时候就有教授已经设计了。当时他提出建筑要用“民族的符号”，也就是“大屋顶”，北京景山后面的那些建筑就是。文化革命以后，又有一些专家提出要在中国的住宅里面重新找寻中国民族的说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从民族情结来说，我们还是喜欢中国式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根还在中国。这是一种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没有办法变成白种人的感觉。或许一开始你会很喜欢西方的建筑，西房建筑的确具有一些合理的因素，比如说自然的空间布局，比较大的公共空间，比较人性化。中国的传统居住也有很多是不适宜人的，但是它能够勾动我们千丝万缕的感觉。
“中国风”的刮起，我觉得从总体来说这其实代表的是民族性，我们已经逐步走过严肃的欧陆风阶段，走向想找寻我们民族感觉的初步成熟阶段。这个开端不是复古，而是在现代的居住里面找到民族的感觉。我们不能复古，如果复古到原来的那种连卫生设施都没有的巷子，那么居住也是很难令人承受的。但是也不能够一头栽进西方，因为我们是东方大国，我们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我们凭什么模仿300年的历史国家呢？
我很高兴能够刮起建筑形式的中国风，这说明我们开始成熟了，我们开始从民族的东西里面找寻我们可以发展的东西，当然有些商业炒作房地产不可避免，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探索，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条梦寐以求的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化的道路。
问：我是武汉大学规划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将来的设计人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中国飞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
王受之：首先是自己要自强。就是要自己对于全世界的建筑和规划有比较成熟、完整的了解，形成一个主轴。
第二点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恐怕有95％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不成熟的开发商，所以你要做两个准备，一个是有足够的能力说服他，第二就是如果你说服不了他，你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让他做得好一些。
问：请问从1999年到现在为止现代世界建筑的发展都有哪些新的主义？
王受之：我觉得西方不能说在过去五年产生什么新的主义，我们中国有一种怕落后的心态，老是想知道最新的是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寻任何一种主义，我们相信的是建筑，建筑是为人服务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年有什么新的东西主义呢？我说这些年是整个欧洲逐渐摆脱对主义的狂热，而开始对建筑本身的功能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是西方最大的动向，当然这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这些年有结构主义，也有新现代主义，也有新都市主义等等很多种的主义，但是要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什么主义上，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我们毕竟是中国人的建筑师，我们是为中国的建筑服务的。
这在客观上会刺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二，我国居民原来的居住条件比较差，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也将会持续旺盛。中国将面临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重任，中国房地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也是必然的。但伴随大量工程的开工，对资源的消耗也将是惊人的。如何节约利用现有资源，也成为了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宏观调控并非是控制、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是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淘汰掉一批不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对所建项目不负责任的开发商，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客观看待，武汉房地产的发展没有泡沫成分，而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也比较符合武汉市目前的发展水平。整体来看，中国大部分城市也都没有过多的泡沫成分，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将还有持续10年到20年的发展期，之后会慢慢地转向缓和。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使城市化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我们必须重视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和预先思考。
